《哥本哈根》是一本纯爱小说，作者是冯威斯特哈根，冯维克洛德里特克是小说中的主角，哥本哈根主要讲述了：在面对着未知的世界冯维克洛德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也一直都知道里特克会守在他的身边。
《哥本哈根》精选：
四一年我离开新近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时，是断然不会想到之后发生的事情的。
我怎么能想到再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属于德意志？
我又怎么会想到，临行前的告别是我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但这些事情在再回首时，都并未显得那么重要——有时，我仿佛感到自己站在命运的门槛上：我扪心自问，我可清楚，跨过这一步，之后的人生则变得再也不同？
可那一刻，跨出一步，并未觉得就有何不一样；事后再回想，竟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仿佛在历史的滚滚河流中，我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如果河流被截断、被堵塞，又或是分叉、改道，像是其中的一片落叶，我从来也感觉不到什么分别。
战争开始时是如此，结束时也是如此。
维也纳，我美丽的维也纳，我从未真正感到她属于任何帝国。奥匈帝国在我还牙牙学语时解体，从来都只是课本上的一个名词。
我们是维也纳人。外祖父总是这么说。
外祖父还能听懂一些捷克语；我的姨母也是，她甚至还会说几句。
我的母亲则不会，我也不会。既听不懂，也丝毫都不会讲。
我的母亲！
我想说是我温和、伟大又神圣的母亲；母亲这样一个词是不可触碰的。我听说每一个男人在临死的时候，唯一想要的都是他早已去世的母亲还能够最后一次握着他的手。
我猜有一天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渴望。
母亲。这词语仿佛是形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虚无缥缈的影子。
德语是我唯一的母语。母亲这样一个名词，似乎只能是指代庞大、沧桑、饱受蹂躏的德意志。
除此我别无可去之处。
只有那在梦里的、抓不住影子的德意志帝国。
短短十二年，像一场梦一般存在过的德意志帝国。
这梦境是如此诡谲，像绮丽的画卷，在迷雾当中，一步一步延展，又一步一步消逝。
“你该写下来。”他总是说，“就当做是一个故事。”
故事？
这只能是一个没有读者的故事。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将其带入坟墓。
但是我不得不写。就像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漫无目的地向我诉说一样。
这个同样无处可去的、孤独的男人。
我就像是他唯一的生命线。唯一的共同语言，这母亲一般的德语，将我们相连。
我已很久没有见过他了。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他又一次向我倾诉——他告诉我太多我不应当知道的事情。但是帝国将要覆灭，梦境将要结束，这一切都不再那么重要了。
一切都像是小孩子的游戏，在远处看来，如此不堪、可笑、可怖又荒谬。
“弗洛里安，”他小心地道出我的名字，“我要去柏林——他的家乡。可能不会回来。”
我们称不上是朋友，于是我不为他送别。
我不知道当他看到红色的旗帜在柏林升起，是否也会想到他的母亲？
汉堡是一个潮湿、忧伤的城市。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似乎有时候也忘记了，我的祖国叫做奥地利。
在汉堡的公寓里，我写下这些文字，每夜在明亮的灯光下，一次又一次回想起那个奇特的梦境。
阴暗、湿润、迷雾中的哥本哈根。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奇妙、非同一般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做米哈伊尔·里特克。
踏上前往哥本哈根的火车，是我第一次去往丹麦，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在哥本哈根新话剧院总监林斯特姆的盛情邀请下，即便我绝无胜任戏剧构作这一职位的信心，我也欣然前往：奥格斯堡的剧院在战争压力下，已经濒临关门，而我寄往纽伦堡、马德格堡和甚至寄回维也纳的信件，都未得到热忱的回复。
“我们正正需要一位渊博又年轻、充满远大志向的德国剧作家，”林斯特姆先生在信中这样写道，“新剧院创立三十多年，终于迎接到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我们要超越丹麦皇家剧院在此一举。”
林斯特姆先生提出的要求，我仅符合“年轻”这一项；我非但没有远大志向，也称不上博览众书。并且他或许是误以为我是奥格斯堡本地人了；我并不是接受传统的德国教育长大的。但仅仅是创作，是不能支付账单的。在一个年轻、充满野心的剧院做一名构作，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职务。
未等我成行，林斯特姆先生便因为堆积的账单，从丹麦剧院界不告而别、销声匿迹了。新上任的总监、演员伊瓦·施密特先生依然来信道：“……希望您能尽快来哥本哈根，这座美丽的城市。在仅仅你我之间，瑞茨内切克先生，我可以说，新剧院必须上演德国的剧作、和符合德意志帝国要求的丹麦剧作，才能够生存下去。而我们必须要生存下去：新剧院这么年轻、充满活力，我们所有的演员都会倾尽所有让她继续。艺术必须继续，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艺术家的职责是超越世俗的，是重于生命的。”
我未尝不同意这职责是重于生命的。但我自然要赞同，账单的重量是不可忽视的。既然这一份工作依然向我敞开大门，我当然不会放过机会。
通往哥本哈根的火车上，坐满了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士兵，穿着带有骷髅头的军装，操着不同口音的德语。其中也有丹麦人；他们都通德语，和其他人交谈甚欢。
看着这一车厢身着制服的人，我忽然想到，放在我行李箱中施密特先生的信，必然在出丹麦国境时是被盖世太保勘察过的。但这或许就是他的目的：无论皇家剧院的立场如何，新剧院已经坚定、不可撼动地同去年开始入驻丹麦的德意志帝国站在一起。
火车走了半程，我才在同车厢的人交谈之间知悉，我们车上所有的丹麦人是在从德国特训营返回的军官，隶属新招募的丹麦党卫军。这些丹麦人实际上比在场所有的德国人军衔都高。
但他们和德国驻军士兵混杂在一起，像一车厢远游的大学生一般，非但没有军官的架子，还吵得我脑袋嗡嗡作响，连手中海博格的剧本《死后的魂灵》都看不下去了。
像是看出我一手剧本、一手字典地在苦海中挣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还说道：“Hvordan har du det？“
“抱歉，军官先生，”我直接了当地说，“我对丹麦语一窍不通——几乎听不懂。我没法和您用丹麦语说超过三句话。”
尽管现在看剧本时我需要查字典的次数已经不多，但我还不能、也没想过，要在听说丹麦语上有所建树。
像是我说了什么极其可怕的话一样，霎时间所有的血色都从这位军官的脸上消失了。他慌张地猛吸了口气，才磕磕绊绊地用德语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有意无礼。我以为、我以为您是特意在学习丹麦语……我……对不起，我不是说所有到丹麦的德国人都应该学丹麦语。绝不是的，我的意思是——”
这下我也把手中的书放下，全神贯注地来应付他了。他这样郑重、突兀的反应让我不得不站起身来，伸出手，用我所知道的最诚恳的方式说：“弗洛里安·瑞茨内切克。我绝无意冒犯您的国家和语言，但琐事缠身，日程又紧迫，确实无法认真地投入学习丹麦语。”
“麦斯·苏尼高，”他也回握我的手道，“您经常往返丹麦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去丹麦，”我承认道，“去哥本哈根，就职一份新工作。”
“哦，那真是——”苏尼高又像是为他错误的猜测感到极其难堪，“恭喜了！”
这时候他发现他还握着我的手没有松开，马上又触电似的松开了我的手。接着，又想起了这一动作的冒犯之处，愣了片刻，才抱歉地笑了笑。
他看起来年龄不大，有北欧人典型的金发和玻璃珠一样通透的蓝色眼睛。若不是这身制服，任谁也想不到他是个年轻的武装党卫军军官。
“我是哥本哈根人。”他说。
接下来的路程，苏尼高索性和我对面的一位丹麦商人换了座位。那位带着礼帽的中年人似乎并不是十分乐意，但他显然不想无谓地违抗一名军官。
苏尼高像是太久没人交谈一般，坐在我对面，没完没了地说着。
“我在哥本哈根看过《死后的魂灵》的表演，”他说，“新剧院的演员班底年轻，充满新时代的表现力……”
“我正是去新剧院就职。”我说，“我是个——”我回想起自己职务的官方名称，“戏剧构作。”
“哦，那真是了不起。”苏尼高说。
我猜他也不明白“构作”的意思。
但作为一个看过《死后的魂灵》，还能够记得演出名称的军官，我能猜想他为什么在充满了德国普通士兵的车厢里找不到人与之对话。
大多数与我们同龄的人，早已更偏爱电影院。大量的戏剧演员也在荧幕上表演：凡是成功、著名的演员，没有不也录制电影的。
舞台是一个正在消亡的载体。
但我坚信这逐渐消逝的艺术，依然会存在超过下一个百年，甚至更久。千年帝国绝不会让这一反映着日耳曼高贵灵魂的艺术消失，不论电影艺术变得多么壮丽、震撼、铺天盖地。
通俗的永远都是鄙俗的。高贵的艺术永远都是属于少数人的；即便在剧院以内，也不例外。
